“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像。”秦灭六国，英霸世界，一个好的制度对组织的影响之大就是事后看去，有时也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几年前我读《清史稿》，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极深。有一天顺治帝问他的大臣：汉高祖、汉文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哪一个皇帝更优秀？一个大臣陈名夏说是唐太宗，顺治帝不赞同，他说：“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可见制度的影响力甚至要远胜于个人魅力。
历史上这样看重制度的并不仅仅只有清世祖顺治帝。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灭六国，一海内，法令由一统，去封建制而改郡县制，他便以为有了一套帝国制度，自己的家业就可以传之万世。他居然有如此自信！
秦始皇的自信并非没有理由。且不说地处偏远之地的小小秦国自从有了商鞅变法，国力就日渐强大，终于在他手上一举荡平了东方六国。不仅如此，在短短的几年中，秦军南取百越，北却匈奴，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弯弓而抱怨”。当时中国国力之强盛，在泱泱华夏历史中可以说得上是前所未有。秦始皇行的这套帝国制度，就是到了两千多年后，西方传教士白晋等来到中国，也对康熙皇帝领导下它的完美无暇摩顶伏拜，写了大量赞美和歌颂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可令人不解的是，仅仅只是又过了两百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这样一个看似强大且合理的帝国制度竟全线崩溃，轰然瘫塌，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易中天以他的视角解读了帝国制度的兴衰荣辱，阐述了一个政治制度从成长到成熟，再转为衰败的过程。与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以文化传承来解读政治制度的变迁和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以技术的角度来探讨传统政治制度的困境不同，易中天把制度视作一个生命体，这个生命体有出生，有成长，有成熟，有衰老，几乎是从另一个方面重新阐述了伊查克.艾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如果把国家也比作一个组织，两人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有了很多可以借鉴的意义。
借鉴一：新制度的确立必须领导给予大力支持。
与人一样，制度的幼年期总是需要特别加以呵护的。一种新制度的出现最初往往会有很多反覆，必须经过多次尝试、比较、调整才能最终确立下来。这中间领导的大力支持不可或缺。因为真理很多时候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新制度背后一旦没有了强力的推动，它必然会被旧的习惯所湮没，从而导致革新求变之风渐消，因循守旧之习日炽。商鞅在变法时说“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王安石在变法时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是为了确立当权者推行新法的决心和勇气。这种决心和勇气对于确立一种新制度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所遇到的阻力可能会远远超出原先的设想，而新制度发挥作用又难免需要一定过程。如果不去扶植、去推动它，新制度就很容易夭折。事实上商鞅死后，他的改革差一点被废，如果不是秦惠王以及后世的君主继续推行新法，秦国是不可能日渐强大起来的。正是由于有了历代秦君近乎接力般对新法的大力支持，秦国才做到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充分发挥出了新制度的威力。
借鉴二：制度必须与合适的文化相结合才能最好地发挥效用。
轰轰烈烈的秦王朝在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声中灭亡了，秦始皇所设想的万世基业在他死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土崩瓦解。有人可能不禁要问：一种新制度下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何以如此脆弱？答案其实很简单：制度并不能包揽一切。易中天在书中总结秦亡的原因是“失之在政，不在于制”（他引用了柳宗元《封建论》中的观点）。秦顺应了历史潮流，却没有满足人民需求，在整个制度的运作上充满了血腥暴力，于是秦亡了；而汉仅仅是把“硬打压”变成“软控制”，整个局面竟为之一变，出现了文景之治。这足以说明制度需要合适的文化来辅佐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旧文化是压制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对旧文化是引导的。这种引导最终使儒家文化凸显出来，成为支持帝国制度的精神支柱，使这套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原理在企业中一样适用。如果一个企业仅仅只是去确立一些规章制度而不去主动构建适应这种制度的企业文化，那么这种制度要么成为一纸空文，在实践中难以实施，要么就是这种制度在强制施行过程被多数人所反对，最终不得不放弃。
借鉴三：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何况外界环境也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相对完美的制度明天未必一样完美，所以制度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还是以帝国制度为例，两千多年间，它的修修补补就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易中天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帝国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虽然易中天认为“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这与钱穆的看法极为相似），但完善制度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当时还没有一种新制度可以完全替代旧制度的情况下，对原有制度的不断补充完善就是组织延续生命的最佳方式。对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些制度条文完全脱离了实践，或者是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有关人员就应该勇于变更相应的制度，努力在原有的框架下进行修改和补充，使之臻于完善，这才能使企业始终保持良好的运作状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发现另一种制度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时，甚至要不惜对原有的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这才是一个企业永葆青春的秘诀。
借鉴四：制度变革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中国历史上堪称比较重大、具有划时代性质的制度变革主要有商鞅变法、熙宁变法和戊戌变法。除第一项变法成功之外，后两项变法最终都失败了。为什么明明是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变法却最终没有能够成功？易中天解释为“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肓。”这显然是过于悲观了。事实上，熙宁变法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改革者缺乏耐心和试验。王安石和康有为欲效法商鞅，依靠**领导的强力来推行新法，但在具体操作上却缺乏相应灵活的措施，这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因为任何制度的大变革都必须要先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新制度到底好在哪里？这就要求新制度在全面实施之前必须通过充分的验证，先让一小部分人体会到新制度的魅力，再影响更多的人，最后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着才给予全面实施。而要做到这一点，改革者的耐心和技巧必不可少。虽然在企业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依靠领导的权力强行推动，改革也可能获得成功（如秦国），但一定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商鞅的车裂结局就是证明）。只有推动改革者拥有了耐心，懂得去用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断地影响更多的人，使推动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大，改革的基础才能更牢固，也更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借鉴五：抱残守缺，组织将与制度一起埋葬。
戊戌变法失败了，与它一起埋葬的还有整个清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如易中天所说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它的皇帝整体素质也如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所说是比较高的，但最终没有人能挽救它失败的命运。易中天说，大清的民心之失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因为它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革新，这是有道理的。机会一纵即逝，如果一个组织在制度出现问题时始终抱以敷衍的态度，对改革能拖就拖，以为袖手无为就能令矛盾自解，问题就只会越拖越大，最终成为这个组织的致命伤。现实中，我们也知道身边有很多企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们中的多数都是因为企业内部因循守旧、暮气沉沉，最后，该淘汰的旧制度终于还是免不了被淘汰，不幸与它一起被淘汰的还有那个企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辉煌和所有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员工。
结束语
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延续了他在《帝国的惆怅》里一贯的悲观主调，认为“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易中天在书中的思路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正是如此，我们才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不能因为人总是要死的就不**也不吃药。在这方面，悲天悯人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只能是在一步步探索和实践中解决。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近代中国的衰落实际上是历史上多次改革不彻底或者不成功而造成的后遗症，这当然不能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改革就一定不能成功，事实上，通过不断的试验来促进文化的变迁反而能推动改革逐步走向深入（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所以，无论是国家也好，企业也罢，对待制度改革都一定要慎重，我们不仅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改革的智慧和耐心。而只有我们拥有了这些，并不断在实践中去摸索、去总结、去调整，我们才有信心断言，我们的这个组织终能焕发出它最璀璨的光芒。
最近我读了《不忘历史》这本书，内心涌动着一份感动、一份自豪、一份欣喜。我们中华民族爱国志士的高大形象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还记得王二小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用鲜血为我们铺平大路。他面对敌人的杀心毫无恐惧之意，他是个抗战小英雄。一个与我们同龄的孩子，本应依偎在父母的怀抱中享受天伦之乐，而他却遭遇了战争，遭遇了残酷的敌人。他本可以逃过一劫，但因为对敌人的仇恨，为了革命的胜利，他奋不顾身。当鬼子的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没有畏惧，没有哭泣。多么勇敢的小英雄啊，我为此震惊。相信他的父母在天上也会为他感到高兴自豪的。他们有个这样的好儿子此生也无撼了！我们和二小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是多么幸运，又是多么幸福啊！我们的生活中没有战争，没有仇恨，有的只是幸福美好。我们有父母的疼爱，老师的呵护，祖国的培养……我们可以读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而这一切都是像二小一样的舍生忘死的英雄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的！ 抗日英雄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是你们铺出了今天的阳光大道。“喝水不忘挖井人”，你们的恩德我们牢记在心。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美好的生活，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我们要踏着先辈们的足迹，在我们的时代里，为祖国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腾飞吧！在这里我衷心祝愿你更加繁荣昌盛。 读《南京大屠杀》有感
南京大屠杀—一件令中国人民心寒的事； 南京大屠杀—一个中国人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南京大屠杀—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 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变成人间地狱的真正元凶； 南京大屠杀—一座千古奇耻的纪念碑；南京大屠杀—300000中国人生命的终点； 南京大屠杀—一个“国穷民穷被狗欺”的有力见证。1937年12月13日，一个可怕的身影--南京大屠杀充满了南京的每个角落。日军--一支毫无人性的军队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屠杀。他们采用种种灭绝人性的手段来残杀中国人民。昔日繁华的南京城尸堆如山，血流成河，大街小巷，防空洞里，处处都有中国人民的尸体，顿时，南京城成了人间地狱，魔鬼的天堂，侵华日军在中国，在南京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可耻的一页。更可恨的是日本现在将当时残杀我国军民的铁证事实美化了，戏称那是为日本增光，光宗耀祖的事！ 现在，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我们这一代是中国的希望，中国未来的支柱！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这一台”大型起重机”将中国托向辉煌的明天！ 中国当初为什么那么弱？为什么任一条疯狗在她身上留下无法治愈的伤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有知识才能洗去那千古奇耻。
《三国演义》读书笔记
[By: 枫叶如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的确，关羽自始至终都不失一个英雄的本色。关云长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伤，……都将关羽的忠义之举，智勇之能，一展无遗，其虎牢关的英勇，白门楼上的恩义，令赤兔马都为之殉命，何况人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麦城之战失利，关羽面临着心与血的生死抉择，以他的才能，一旦受降，富贵权力会一涌而至，“玉可碎不可损其白，竹可破不可毁其节”他背负着忠君的沧桑与巍峨，透着不尽的壮烈与苍凉，留给世人一个从容赴死的背影，赤诚，隽永…… 其实在当时，见风使舵已成气候，哪国强大就降哪国的亦不少见，像马超，姜维，张松……或许在当时会威名远扬，但当历史沉淀到今日，他们也就暗淡无光了。一臣侍二主可以长安乐，但关羽宁死不降，蜀国的耻辱就是关羽的耻辱，这时，体面的义无反顾是唯一的。因为，中国人不仅活在生命的百年里，还注重活在千年的历史中。 余秋雨说过：“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关羽的悲剧，又蕴含着多少沧桑的感伤和无尽的苍凉！都说胜者为王，我却一直在心里称他为“失败了的英雄”，不管定语为何，他依然盈满炎黄脉搏的英雄本色。关羽，演绎了千年不变的精魂，演绎了荡气回肠的凝重。忠义永存，英雄无愧！
提到诸葛亮,不由让人联想到一个羽扇纶巾、足智多谋的形象。世俗文化中的诸葛亮由于其本身的智慧和《三国演义》一书的渲染在民间成为了智慧的化身。但若纵观三国，诸葛亮却难以称得上是旷世奇才，比起曹操、孙权他还稍逊一筹。
首先诸葛亮目光不够长远。他隐居隆中，本意是要选择贤明的圣主，可刘备三顾茅庐后，他便投向了刘备。我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应当跟随曹操。曹操文武双全，又善用人，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刘备志向不够远大，文才武略并不出众，他不过是靠他那皇亲的身份和几个结义的兄弟罢了。况且张飞有勇无谋，关羽太重义气，都难成大事。在隆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的分析，三国鼎立前还可以，而对三国鼎立后预见不当。三国鼎立后，他多次出兵进攻兵强马壮的魏国，可他的出征对魏国根本没有威胁，相反，他屡次出征都规模浩大，消耗的国力是难以估计的，这就使得原本不是很强的蜀国遭到了一次大削弱，从另一种角度讲也是加速了它的灭亡。
其次，诸葛亮也不会用人。他明知关羽重义气，又和曹操交往很深，却还让他守华容道。关羽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但最后还是放走了曹操，使蜀国丧失了一个取胜的大好机会。马谡是个言过其实、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刘备临死前也对诸葛亮交待过，但诸葛亮却并未奉信刘备之言，把守街亭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最终错过了这个灭魏最好机会。
此外，诸葛亮事必躬亲、鞠躬尽瘁的做法也不可取。这样做虽然精神可嘉，但只会使手下养成懒惰、事事依靠的心理。当出现问题时，只会请示，拿不出解决问题方法。诸葛亮自己最终也操劳过度英年早逝。由于死后没有合适的接班人，后来蜀国最终被魏国所灭。
综上所述,诸葛亮在中国是被抬得太高了。我们看诸葛亮，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从可靠的文献史料中去了解，不可听信小说中的描绘。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500字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是时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帝国的终结读后感500字，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500字1
《帝国的终结》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谬。透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作者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帝国的终结》承续了作者易中天生动、风趣、见解独到的一贯风格，讨论的是帝国体制命运这样的问题。
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这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 皇帝对官员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我认为这本书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我们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封建”的本意，是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
以“历史为鉴”，我们可以更透彻清楚的理解现在的治国方略。通过读这本书，我对国家和政党体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当今的`政治政策有了更加明了的认识。
《帝国的终结》是一本值得我们***员阅读和研究的好书。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500字2《帝国的终结》这本书给我的总体感觉有点像一篇论文，全书以论析为主，叙事为辅，深入剖析了帝国制度的发生，发展和灭亡之原因。以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为轴心，以作者对人心和人性的理解为根据，层层扒光了帝国制度的外衣，向读者揭示了其产生和灭亡的必然性。并且在全书的最后，指出了续帝国制度之后，民主、共和制度这条出路，在辨析的同时，书中也提供给读者很多很有借鉴意义的思考，是本值得一读的书。不过此书对读者的历史知识要求略微有点高，不但需要对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经过要有所认识，而且还要略懂帝国时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线路。对此缺乏了解的人，读起来有些地方会比较难以理解。不过还好，易中天老师还写了《帝国的惆怅》这本书，它们俩应该是姊妹篇，如果你看了“惆怅”，再看来“终结”，会觉得这是一种延续，就能够比较顺畅地看完。而且我个人觉得“惆怅”比“终结”要好看些。
那么《帝国的终结》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我想它主要是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1什么是帝国制度？帝国制度为什么会诞生？
2帝国制度的发展路线是什么？它有哪些问题？靠什么来解决这些问题？
3帝国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它又为什么会灭亡？
4如果帝国制度注定要灭亡，那么什么制度才是更好的制度？用什么来替换它？
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好好研究下此书。
;读完某一作品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那么如何写读后感才能更有感染力呢？下面是我整理的帝国的终结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1《帝国的终结》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谬。透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作者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帝国的终结》承续了作者易中天生动、风趣、见解独到的一贯风格，讨论的是帝国体制命运这样的问题。
秦最终夺取了天下，只能归结为秦国有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或者说，他们把这个新制度建设得最彻底。这就是初具规模的中央集权制。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的午餐。伦理治国或者说独尊儒术的原则维护了帝国制度，却让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 皇帝对官员常有一种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离不开官员；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认为帝国的事情会坏在这帮家伙手里。 奇怪，帝国的产权怎么会成为问题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不是很清楚吗？公元191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了。随同它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整个帝国制度。
我认为这本书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我们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封建”的本意，是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
以“历史为鉴”，我们可以更透彻清楚的理解现在的'治国方略。通过读这本书，我对国家和政党体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当今的政治政策有了更加明了的认识。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2读完《帝国的惆怅》，就顺带着看了《帝国的终结》，这两本书其实内容有部分重复，尤其是涉及到帝国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缺陷的文字。
值得重点阅读的是最后两章，“内在矛盾”与“共和之路”。帝国的产权问题导致了固有的制度无法通过改革使之重新充满生命力。比起产权明晰的、成熟的现代共和国制度，帝国的缺点必然使它走向终结。
民主与民本，国民与臣民，法治与法制，**与限政等的区别是很多人不太清楚或者明明清楚，却故意装着不清楚的概念。不理清楚这些，就不会领会共和国的实质。最后一章对共和制度的基本精神阐述的很明晰：“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民主授权，**限法，协调二者的是共和，它们必须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然是民主、共和、**的。看完全书，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点论述。一直以来我也弄不太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直到看了此书才稍有领悟。
最后，作者认为，在这个没有丝毫共和传统的国度里，建立共和制度“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摸着石头过河”。其实，要彻底摆脱帝国思想的影响，首先必须建立现代常识意识。国学不必全盘反对，但是应当在宏观上去掉某些有消极意义的古代社会特有等级观念（例如三纲五常、愚忠、无法治观念、官本位思想等等），只继承那些对个人修养和社会行为有实在好处的观念，并且要用符合现代世界共同价值的形式去阐释它（例如仁爱、恻隐等）。这就是易先生所说的继承传统文化的三要素：“抽象继承”、“现代阐释”和“共同价值“。
只有用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共同价值，才能催生出成熟的共和国，让帝国彻底终结。
帝国的终结读后感3做为开“明星学者”之先河的易中天先生，本人也曾在“年少无知”的时候的追捧过，追读过一些著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易中天先生开始失望，一部“品三国”一年都没有品完，而三国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实在微不足道，要说精彩程度不如隋唐，要说矛盾冲突不如魏晋南北朝，要说史料充足更不如明清，要说对中国的影响，唐宋元明清那个时期都比三国强，可易先生偏偏抱着个三国左右品味。读易先生的书也开始索然无味，一篇篇小品式文章的汇总，倒是易先生的几本非历史读物值得一读，《美国宪法的产生和我们的反思》、《破门而入》等，看出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水平和睿智。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帝国的终结》，本不报太大希望（当初买它完全是因为要把过期书卡用光），但一读之下却有种欲罢不能之感。两千年的帝国史，被一条清晰的线索串联在一起，过去感觉虚无缥缈的“历史车轮”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历史，悠悠上下五千年。今人读来，总有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尤其是像我等俗人，看过的历史书籍不少，读懂的不多，知道历史故事不少，后来发现演义的居多。直到看完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感觉隐隐的找到了那把钥匙，读懂中国历史的钥匙。
荣格有句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与群体，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个人具有性格上共通性，并由此演化出民族性格，并由民族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那什么决定了性格呢？如果按佛洛伊德的理论，成人的行为习惯全来自儿时经历，我把这理解为环境决定性格。如果指群体，应该是自然环境决定民族性格。
那我们民族的性格来源于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自大禹治水时期，华夏部落就依靠肥沃的土地成为农耕民族，因此自夏以来，农业一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为了适应农业生产，中国抛弃了邦国制度建立了集权的帝国制度，因为集权可以形成稳固的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而满足了靠天时、地利、人和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同样，帝国为了适应农业生产，政治上采用中央集权，精神上采用伦理治国，行政上采用官员代理。直到帝国制度下产生的内部矛盾不可调和，恰中国的大门又被西方“敲”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西方贸易融通经济破坏掉后，帝国制度才随清王朝一起走入历史。
一条简单的线索牵起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集权统治的帝国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王朝更迭，就像一壶老酒装了无数的新瓶，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特点，下一个王朝总比上一个好些，但究其灭亡的原因，都是王朝在集权统治中“无法无天”，国家只有法制而无法治，皇权集立法、行政、监察于一身又不受任何监督。而国家另外一个强大势力官僚集团因产权不清，处于一种“打工者”的心态，又拥有牧民的极大权力，形成了一种制度性**（如耗羡），破坏农业生产，导致最后每个王朝几乎都亡于奸臣当道、宦官乱政、官员**、皇帝昏庸等因素。
这让我想起当初阅读《伟大的博弈》时产生的疑惑？美国建立之初，就存在两种经济理论的争论，一方是杰斐逊主义，一方是汉密尔顿主义。两个派别的争斗贯穿整个华尔街历史，最后汉密尔顿主义取得阶段性胜利。当时阅读是就没弄懂两种经济理论的区别，书对两种思想也没交代清楚。事后我也在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试图搞清楚。可惜国内对美国历史研究的文章不多，提及两种思想的文章更少，感觉上两种思想好像牵扯面极广，远不只经济方面，而是两种立国理论之争。但有一点，杰斐逊主张农业立国，真实的商品生产才能让国家富强。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疑问，开始有些明白，两种思想基本上是农业立国与商业立国之争。农业立国立足农业上大规模生产增加社会财富，需要集权统治的保护；商业立国立足贸易交换增加社会财富，需要公平契约的保护。当初美国建国者脱胎于英国，公平契约观念发展出来的民主思想成为立国之本，而农业立国会将社会变成权力社会，甚至集权社会。
集权是中国陷入历史漩涡的原因，而农业民族是产生集权统治的土壤，当我们的民族还处于农业立国，集权统治就不可避免，也就难以冲出漩涡，建立稳定社会。
易中天先生在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西方社会的民主、共和、**的模式到了中国总是水土不服，最好的政治制度是自根自生的，纵然从外国移植过来，也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才能发生相当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传统中开掘出民主、共和、**的思想，才能适应国情生长下去。但问题是，我们有这种传统吗？
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种种优点，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了解，又或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的娓娓而谈，像作者在评述汉代政治时对于九卿的由来时的信手拈来，实在叫人钦佩。 如是种种，前人之述已备，在此就不再拾前人之牙慧了。
正如读者能从本文之标题中看出的那样，本文的主旨在于指出此书的一些缺陷。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有不足之处，切盼指正。
一、毫无疑问的是，作者的国学功底已远非"深厚"二字所能形容的了，然而作者在其它领域的认识，似乎却并不及其在国学上的水平。如在评议汉代兵役制度时，就暴露了作者在经济学知识上的缺失。作者这样写道："你做乞丐了，户口册上还是有你的名字，你还该向国家负责。于是只有把自己出卖给人家做奴隶。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要禁止此风，便规定奴婢的人口税加倍征收。但有钱的养著大批奴隶，反可发大财。譬如入山烧炭、开矿之类，全需大批人工。出卖为奴，便如参加此发财集团。因此奴隶生活，反而胜过普通民户。"（P24）此说就大有可商榷之处，难以契合人们所知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体力劳动者，无论其是否奴隶，在生产力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其生产成果总不至于会有太大的差别，而其所应上缴之征收却要加倍，到头来怎么可能实现奴隶主与奴隶的双赢呢？这样卖身为奴者的生活怎么还可能比普通民户更好呢？因此作者之说显然不成立。就奴隶主而言，他要为其奴隶上缴双倍之征收，那么，用那句土得雷人的话来说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唯一可能的实现方式奴隶主在奴隶身上榨取双倍或以上的劳动产品。更何况作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若不是无可选择，又如何会轻易地放弃土地而卖身为奴呢？的确，汉赋确实是轻，但就算与秦赋相比，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何况，汉朝赋役之轻，也只是体现在汉朝前期而已，而到了那个穷兵黩武而深受钱穆先生推崇的汉武帝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汉武帝时，为了实现他个人的“雄才大略”，用尽一切的方法榨取百姓，如其“算缗”、“告缗”，致使到其统治后期，天下户数与汉景帝时相比竟减少过半。因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汉代农民之卖身为奴，土地之兼并，并非如作者所言有其特殊之处，是对于更高利益的理性追求，相反，其出现与中国其他朝代的类似情况（后来不能当奴隶了，只能当佃户了）相比，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同样是在**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无可奈何之选择。
二、作者在政治学方面的知识也同样显示出了不足。作者在论及古代中国之世袭制以及西方之民主制时这样写道："我们知道：秦以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在一个统一**里，便不能没有一个领袖。中国历史上这一个政治领袖，就是皇帝。这皇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首先我们知道，在诸多古希腊城邦中，真正实行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制度的城邦只有雅典，而其它城邦，虽有着或多或少的民主色彩，然而实质上也只是程度不同的专制制度而已。其次，将政治制度是世袭还是民主归结与地域的宽广与否，便未免失于偏颇。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取决于其"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杨奎松，《开卷有疑》，P244）。因此说，古代希腊之所以实行了民主制度，是决定于其纳税人阶层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非其小国寡民。而小国寡民是由于其有利于上述情况的实现，从而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实现，而绝非作者所言的"只要城市居民**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于作者论及英国殖民地时之所言："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此因内阁代表国会，国会代表民意。殖民地根本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有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等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可见任何一制度，其背后都有意义可说。"（P105）多少对于英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总督之所以出于英王而不出于内阁是由于从法理上而言，所谓的英国殖民地名义上应该是英王的殖民地，而非大不列颠的殖民地。而如果总督果真由内阁指派的话，那么从英国内部而言，就相当于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脆弱平衡打破，将那面薄薄的遮羞布扯下，明目张胆地侵犯了英王的法律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这也相当于向国际社会承认了在自己国内实行民主制度的英国，“居然”在海外进行殖民统治！以上两条，才应该是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内阁派对原因。而事实上，这个据说“不能有民主与自治”，“也不该有地方官”的港英**，日后也开展了其民主化及自治化进程，建立了比那个在它的北方的“人民共和国”要民主完善得多的政权。通过上述的两个例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者于西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基本政治理论的了解，显然并不如其国学造诣。
三、作者在前言中即言道："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我们且不论这段话说的是否在理，是不是研究历史时的可取方法，至少我们知道，这是作者的观点，也是其声言其在后文中论及中国历代政治制度时所将采取的方法。然而，个人以为，作者自己却没有贯彻这种方法。反而屡屡用自己的时代意见取代当时人的历史意见。如其在论及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时，就大发议论，说这一种选士制度，使得“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该何属。”保证了心系苍生者能够获取政权，选出了能够代表百姓的政权，与西方近代的民主选举相比各有千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作者发表这一时代意见时，似乎却毫不理会当时人的历史意见——如唐太宗在看见新考科进士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出时所说的那句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谁都知道唐太宗是古代有名的“爱民如子”的贤君，然而这个贤君在这句话中显然没有透露出半分为天下百姓选代表的意思。反倒是为“天下英雄”都跑来为自己服务而兴奋不已。
四、个人认为，此书最大之败笔在于清代一章。个人认为，作者在此章的评议中，带有了过多的个人主观意见，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歧视。作者这样写道："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的读书人全怀私心"，这是"无根据的"，但难道我们就能够说元清代同治者是全怀私心，只为维护自己的"部族政权"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作者以低标准要求"本族"的读书人，却又以高标准要求"外族"的统治者，这样做是否很诡异呢？若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不知道这除了叫民族歧视以外，还能叫什么了。
与此相似的是，一方面，作者一再强调制度不可能由两三人凭着私心凭空创造，每一种制度都应生成于对于以往各种制度的继承与沿革之上；而另一方面，作者却又硬生生地将清朝之政治制度（当然，作者不认为这是制度，他认为这叫做"法术"，因为"满人统治完全是出于私心的"。）与以往汉唐宋明之政治制度完全割裂，不认为清朝之制度是在遵循着一般的历史规律对前朝的政治制度进行继承与发展，相反，作者认为这只是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部落政权”而采取的，凭空创造的专制愚民的统御之术。若要问一切之恶，一切之害，皆从何而来，便只有二字：满人，满人，皆是满人。
当然，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式微，中国政治、经济文明的落后，乃至中国人在此期间所受之一切灾难，统统都归到满人的头上，对于坚信"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粗浅。能说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只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却难以解释中国近代以后的黑暗与落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先生而言，无疑是顺理成章而理所当然的。然而这却似乎并非治史的正确态度，而也难免会造成前后观念之冲突，观点之矛盾，即使是在一本尚不足十万字的小书当中。
如作者在序言中写道："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却又在评议清政是，将延续到近四百年的清代制度称之为"愚民"、"专制"的"法术"，并称其正是出于少数满人之私心。有如作者在第145页中提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却没有解释清代之满人将以往汉唐宋明代表全民之精神改成了纯为自身一部落牟利之精神，将以往汉唐宋明一切的优秀政治制度改成了其只求专权的法术以后，为何还能统治了中国达近三百年之久。
五、窃以为，钱穆先生之所以会在书中暴露出上文论及的种种问题（当然，前提是我所说的这些“问题”确实是问题），根源在于先生在进行历史研究时，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纰漏。在我看来，钱穆先生在研究历史之时，固然重视史料的作用，然而却只是重视以史料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未能真正地做到论从史出，而只是想我们中国大陆大部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一样，以论带史，即，史料对于他们而言，并非史论的来源，相反，只是其实论的佐证。而与之相应，史观也不再是建立在对史料的系统归纳及去伪存真之上的客观总结，相反，史观成为了一种先验性的存在，只等着相应的史料来论证其正确性。这种研究方法有着其优势，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总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出我们所希望得出的答案，如：“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又或者：“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还比较粗浅。能说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只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然而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种方法，我们难以客观地反映历史。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只能得出政治宣传口号，教科书上的谎言，以及理直气壮的谬论。我们知道，如今流传下来的史料汗牛充栋，其中的许多史料，或是当时之人为了美化自身而存心伪造，编造，或是出于作者的主观偏见而在著述之时进行了歪曲（这种歪曲有时候可能连作者自己都不自觉），或者是由于其它的种种原因，导致了这些史料不仅不能成为我们著史之时的材料，反而还需要我们将其与其它的史料一一比较，一一甄别，从而去伪存真。然后在掌握了这些比较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之上，我们作出系统的归纳，得出相应之史论，如此，方是正道。诚然，这种方法有其十分之不“便利”的地方：如此，我们就必须对浩若繁星的史料进行浩繁的甄别工作，而且还往往难以得出符合我们“理想”的答案。然而，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尽量地接近历史的真相。而如果对史料不加甄别地引用，甚至只引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史料，却对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不予重视，甚至一概忽略，那就不再是历史研究，而只是一种固执的自说自话而已，只能让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我认为，钱穆先生在著述之时，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钱穆先生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坚定的信仰，他有着这样一种先验性的观点，即儒家思想总是好的，中国之“五千年的传统”总是可取的。然后，先生在论述之时便也就出现了偏向。举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先生在讲汉代选举制度之时，讲到了补郎与补吏，讲到了乡举里选，讲到了察举孝廉，却对于众所周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以儒学取士一字不提，却又在论及清政时，反复强调清代文字狱之黑暗，并痛心疾首地言道：“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这难免让人感觉吊诡。
又例如，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那样，作者对于清政实在不能不说存在着许多的偏见。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对清政有较为客观的态度，便应承认，尽管清政有真其种种的弊端，然而“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专政（如汗），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引言，P3-4）
又如，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清政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部落证权，并且其统治依靠的乃是他们“私心的法术”，与中国此前优秀的政治制度无涉。然而窃以为，我们如果能够对史料予以客观研究的话，我们恐怕只能说，清政只不过是带有部落政治色彩的专制制度，其核心内容仍然只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一脉相承之“封建”统治（此处的封建之所以加引号是为了区别于此封建与钱穆先生所称的封建，钱先生所称的封建乃是“封邦建国”的封建，因而才会一再强调“封建”制度在秦时已被取代）。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而事实上，“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张鸣，《再说戊戌变法》，P5）“事实上，低层次文化的少数民族在置身高层次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时候，妄想抗拒高层次文化的诱惑是不可能的”（同前，P8）。对于中国历史如数家珍的钱穆先生对此似乎却无所认识，这又是一处令人感觉诡异之所在。
六、写作的人为了行文方便，往往喜欢故弄玄虚。本文合共出现了数处“不能不让人感觉诡异”之类的文字，原因其实并不在于笔者自己真的感觉如此，只不过是为了行文通顺，自己有才疏学浅，想不出其它的文字加以润色，便只得如此写就而已。以笔者之陋见，那些“诡异之处”之所以会出现，或者说，钱穆先生之所以在治史之时会出现偏颇，当与作者个人之经历与其所处之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钱穆先生九岁入私塾，自小接受的便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因而心中对于传统文化也便有了一份不可割舍的寄托；其成长之时又正值由那场并非由孙中山领导而是由孙中山先生参与领导的辛亥革命汹涌澎湃之时，——正如如今众所周知的那样，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旨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辛亥革命，同时还是一场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革命。部分是由于出于调动下层民众的革命热情，部分也是由于革命的领导者在思想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在整个革命及革命胜利以后的宣传历程当中，革命党人对于排满的宣传一直不下于对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的宣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钱穆先生对于满清政权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就是可以理解与谅解的了；而及先生写就此书之时，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在台湾尚存，许多人如柏杨等对于传统文化还有着绝对否定的倾向，而在海峡的另一边，更是从阶级史论出发，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评价每况愈下；而另一边厢，深受钱穆先生崇拜的蒋介石却又在台湾极力维护儒家大行尊孔。因而在著书之时的钱穆先生可谓处于两种极端之中，而我们都毫不怀疑钱穆先生会站在哪一边。钱穆先生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态度来反对他那些极端的反对者，却从而使自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如今的我们，凭着这几十年的历史优势，知人论事，便应尽力利用自己出生得比前人晚这一优势，尽量客观地认识历史上的人与事，尽量正确地认识前人之对与错，一方面努力继承其宝贵之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指出其不足之处，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流逝的时间当中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步。若是因为某人是他人口中的**，便认为其必然正确无误，想尽一切办法为其辩护，便不免像李贽所言“如丑妇之贱态”了。
行文至此，已将个人对于此书的些许评议提出。时间仓促，行文未免有欠推敲，有些结论未免武断，切盼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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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中天的《我读先秦诸子》之读后感读易中天的《我读先秦诸子》之读后感易中天教授说：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读后感：仁爱是发扬扬道德的基础。有了仁爱就可以培养“忠恕”之道，有了忠恕思想，就可以忠于你所在的国家、团队、和家庭，就能对家庭、团队、国家负责任。就有“泛爱众”（《论语》学而第一）的博爱思想。有了博爱思想，才会“周急而不继富”（周济或帮助急须帮助的人，而不承受现有的财富）。有了“泛爱众”的搏爱思想，就能发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就能尊重人权，不侵害他人的权利并能保护自己的权利。把西方的博爱的道德观融入到我们传统的道德观之中。读孔子不仅懂得“仁爱精神”，还懂得如何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把自己融入到社会当中。懂得如何向社会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在交往中如何发扬六种品德，如何防止出现六种弊病（《论语》第十七章“六言六蔽”）。使人变得聪明而有智慧。 易中田教授说：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 读后感：周而复始的更替，大体上沿用了前朝的统治之策。这不能不说与孟子的“不言利”、“发先王”、“人性善”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有关。）从孟子所倡导的“义”所想到的，人们有一万个理由来表彰“见义勇为”者，却没有丝毫理由批评“见义不为"者。不能相信不讲社会成本的“舍生取义”。同时，也要对“义”有个诠释，孔子所说的“义”是“忠义”、“大义”、“道义”、“仁义”。而不是《三国演义》中的关公对曹操的“小义”，大义报国、小义报恩。至于不讲“利”与“害”的小义就更不可取了。当代青年人为朋友、为哥们的“义气”犯罪行为，正是不能全面理解“义”的内涵所产生的后果。因此，理论工作者向社会传达“义”的信息时，有义务诠释“义”的真实而全面的含义，才不会误人子弟。） 这个“不言利”的故事正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修正。也正是孟子为推行“仁政”用“不言利”思想，麻醉人民愚弄人民，使人不知为己，一心为公的核心之处。“为己”、“为公”是东西方道德与价值的核心区别。这是个误会，人们不应该把“为己”和“为公”对立起来。人们常说：没有小溪无以成江河，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正是对“为己”与“为公”辩证统一认识的形象生动地比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把“为己”和“为公”有机地结合起来尤为重要。今天宣传孟子与梁惠王这段“不言利”的对话，害多利少。另外，人们读经典我认为，应当把孔子思想和孟子以后的儒家思想有所区别，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论语》中的“六言六蔽”就是使人聪明的精华。而孟子所提倡的“不言利”、“法先王”、“人性善”就是糟粕，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百姓都是一种欺骗和愚弄。正如易老师在《帝国的终结》一文中所分析的，历朝历代周而复始的更替，大体上沿用了前朝的统治之策。这不能不说与孟子的“不言利”、“发先王”、“人性善”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有关。） 易中田教授说：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读后感：上善若水，夫惟不争，故无尤。以我不争，故无人与我争。顺其自然。 易中天教授说：读庄子见“通透之慧”，得“超脱精神”；读后感：像庄子这样对待人生，社会还能有今天的文明吗？但是，还是笑面生死为尚。 易中田教授说：读墨子见“身体力行”，得“实践精神”； 读后感：从这段《读墨得力行》中可以渗透出墨子的“兼爱”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也渗透出孟子是反对人人平等的。遗憾的是这一比欧洲找一千多年人人平等的思想，却没能在中国生根，而是去了欧州发芽，并成为今天西方人反对****的武器。 易中田教授说：读韩非见“直面人生”，得“现实精神”； 读后感：韩非说得没错。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利”与“害”的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这种利害关系是符合人“索取”的本性的，也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有利则合，有害则分，无利无害君子之交淡如水。这里，我不能不重申“善”与“恶”的人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天主教和孟子的影响下，把“善”和“恶”错误地认为是人的本性。所谓本性，是指人先天就有的属性。而“善”和“恶”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形成的概念，有益的就称之为“善”，有害的就称之为“恶”。它是后天形成的概念，所以“善”和“恶”不是人的本性，正如易老师所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俩既对立又统一，它统一在一个人的头脑之中，是属于人的后天的社会属性。所以，每一个人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即所谓人的社会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好人可以变成坏人，坏人可以教育成好人。那么，什么是人的本性你？孔子说：“食色，人之性也”。“食”就是人对物质的需求，“色”就是人对精神的需求，需求产生行为，所以，人的本性就是“索取”。正因为人的本性是索取，所以，《韩非子》这一经典在今天市场经济社会中值得一读，很有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人的本性是“索取”，孔子在《论语》第十七章中告诫仲由，发扬六种品德，如果不喜好学问，就会带来六种弊病——“六言六蔽”。详见我的《六言六蔽是孔子思想皇冠上的明珠》和《人性——21世纪人类必须统一认识的思想问题》） 易中天教授说：读荀子见“事在人为”，得“自强精神”； 读后感：认识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做事，不怨天尤人，自强不息，走自己的路。（读后感：我的体会是，易教授的体会“超凡脱俗，比经典还经典”。对全面弘扬国学和东西方道德观价值观的交融都是有益的。对思想文化不能“独尊”。“独尊”就会堵死。就会变成死水一潭，中国历史正是从汉朝起，独尊儒家之术，造成社会两千年的周而复始的停滞不前。今天已经开放，应该允许多种思想文化并存。把思想堵死，社会就不能进步)。 百家讲坛之《易中天品三国》读后感
三国既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短短几十年中，曾经有过多少英雄战死沙场，又有过多少人雄霸一方，比如两个草包：刘表、袁绍。可爱的奸雄：曹操。一代枭雄：刘备。一代奸雄：董卓。西凉忠臣：马腾。小霸王：孙策。….他们都有自己的地盘，自己的事业，自己的武将与谋士。
袁绍关渡之战不听沮授等的建议，不仅集结大军进攻官渡，而且把沮授关押起来，剥夺他的军权，而把军权交给只会拍马屁的郭图，结果致使全军覆没，领土沦陷，自己吐血而亡，死后儿子们相互争权夺势，最终自己一手打下来的江山毁于一旦。刘表则是太懦弱，太无能，太迂腐。当时天下文人墨客，豪杰义士集结于荆州避难，而刘表居然一个也没用，真是无能。结果死后，儿子也不战而降，自己的领土拱手相让给曹操，并且儿子、妻子被杀死。
董 卓因为残暴而导致群起而攻之，结果自己也没好下场，被自己的义子杀死。当然，吕布堕入情劫，窝里反，也就不足为奇了。曹操则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虽然自己能控制手下，却未能让儿孙守住江山，结果自己多年的心血落入司马家族手中。曹操有时也一意孤行，如他占取荆州后，一不劳军，二不安民，却还不听程昱之言，以为孙刘不会联合，最后火烧赤壁，惨败而逃，这就说明不能不听别人的劝告。从他父亲对他“家贼难防，偷断屋梁”的评论来看，他狐性多疑失天下，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刘备表面上是仁义之君，其实很会用计收买人心，让那么多优秀之士死心塌地为他去死，真的是很奸诈和狡猾，让人防不胜防。但是一代枭雄也有缺点，太感情用事，结果彝陵之战大败，自己的精兵强将大部分都搭了进去，自己也病逝于白帝城，然后还来了个“白帝城托孤”，又让他那不该被赵云救回的儿子害死了一批人。一代枭雄的下场竟是这样，真是可悲…..
说到一个个的一方霸主，就不得不提一下其中优秀的军师。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出使江东，促使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联合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只可惜被刘备“三顾茅庐”骗了去，于是感激涕零，为刘家卖命。《出师表》虽明世，却无疑也是他的提前写好的遗嘱。
“既生喻，何生亮！”人们便会想起那个气量狭窄的周喻，但其实周喻气量并不狭窄，而是心胸开阔之人，只是因“诸葛亮三气周瑜”就把他整死，未免有失大将风度，但这也许只是为了反衬诸葛亮之聪慧而对他的一种诬陷。
从易中天品三国我们可以看出，深刻不等于晦涩，精奥不等于难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可以将一个非常复杂和话题，变得通俗易懂。有机会你也去看一下《易中天品三国》，相信你会明白的更多，这其中不只是精彩的故事情节，更容括了人生百态，教你很多做人的道理。
看于丹的《庄子》心得，很受启发。特别是其中的一个牧羊人的比喻更是让我感触很大。她说，我们做事就要像牧羊人一样，只要看好最后一只羊就好了。最后一只羊赶上了，其他的羊就会跑得快了。而现实中，有很多人只看着自己的头羊沾沾自喜，却不曾想他的有的羊已经落下了很多了。和这个故事相似的是木桶的故事，一个木桶是由许多片木板组成了的，要看这一个木桶的盛水多少，要看最低的一块木板而不是最高的一块木板。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学生，其实你看一看，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其实在日常的学习中，并不需要老师下多大的功夫。相反，真正需要我们帮助的是那些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我们只有抓好了学习落后的学生的成绩，那么我们一个班的成绩也就会好了。那些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就像是那只最后的羊一样，只有抓好他们的成绩才是最主要的。当然任何的比喻都有其不恰当性。我们对于学习一帆风顺的学生还要有更高一层的要求。要让他们有一定的学习方法。能够自主学习，老师只是给予一定的指导就好了。
这一次的《百家讲坛》让我有了很大的感悟。
《百家讲坛》是个好栏目。有时间会常看今天我看了百家讲坛，主要讲的是贞观之治之李世民夺位。
当时汉高祖时期，皇帝李渊治国有方，当时全国上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时，李世民就起了夺位之心，他的第一步就是朝太子和齐王开刀，他设计计谋在玄武门把太子和齐王杀了。这就是所谓的玄武门政变。为什么当时皇帝不处罚李世民呢？是因为他的声望太高了，杀了他天下就会暴乱。杀了齐王和太子后，李世民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