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清华大学院系很多。
1、清华大学包括工程物理系、化学工程系、天文系、建筑学院、土木水利学院、环境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工程物理系、材料学院、理学院、生命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2、以及经济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和医学院。
相关院系：
建筑学院建筑系、城市规划系、建筑技术学系。土木水利学院土木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系、建设管理系。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系、环境科学系、环境规划与管理系。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汽车工程系。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航空宇航工程系。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气工程系、自动化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理学院数学科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会计系经济系、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市场营销系。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
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生物医学工程系、公共健康研究中心、药学系。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环境艺术设计系、信息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材料学院材料物理与化学系、材料加工工程系、无机非金属材料系、金属材料系、复合材料系。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清华大学
一、过去
张安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面容清瘦但绝不憔悴，目光中深藏着睿智，他一眼掠过窗外的林荫小道，那里正好有几个年轻学子青春的身影。他转过脸来告诉记者，自己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正在宜春汽车制造厂干着一份最辛苦的工作——喷漆工。
1968年，张安哥才初中毕业，便遵照毛主席“四个面向”的指示，随同几百名中学生，远离父母，在汽车制造厂当上了一名喷漆工。喷漆工是厂里所有工种中人们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当时他最大的奢望就是当一名机械工或者在化验室当一名化验员，他每每看见化验员坐在仪器台前就感到既神秘又羡慕，他的那些干上了车、钳、铣、刨、修理等工种的同学身穿工作服满身油污地下班回来，浑身散发出的那种产业工人的气息也着实让他嫉妒了好一阵。他说：“当然，喷漆工也属于产业工人，但总感到与观念上的工人阶级形象相差远了一点。这种想法现在看起来似乎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事业上的改变，但在当时出自于一个17岁少年的头脑，而且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想归想，做归做，两年之后，在学徒期满将要转正的技术考试中，年轻的张安哥竟然得了满分。对此，几个工人师傅怎么也不愿相信，“技术考试哪有得满分的？”
张安哥的过人之处最先便是表现在他的学习能力上，这和现在很多的好学生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他各门功课考试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第一。他还清楚地记得，从南昌市胜利路中心小学毕业的那一年，中考结束后，他迟迟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三中的没有，九中的没有，八中的也没有，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真沉得住气：“这回我一定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人。”果然，别的同学们接到通知书欢呼雀跃过后，南昌二中的入学通知书便翩然而至，而且，他还知道，他是全校考上南昌二中仅有的两名学生之一。在学校里类似的经历还不少，这样的经历只会使他越发地自信起来，即使后来他离开了学校，来到了偏远的工厂，干着一份别人不愿干的工作，也不妨碍他从学习上脱颖而出。
毕竟，这些都是发生在“十年动乱”时期一个少年人身上的事情，现在年轻人也许可以表现出同样的学习能力，但彼此的学习目的却不能同日而语。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那个红红火火搞“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有无数个家庭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张安哥的父母被下放到了农村，兄弟姊妹也天各一方，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他突然长成一个大人，他不得不回答摆在他面前的一个个关于生命的话题，他不停地追问存在的意义，苦苦地寻找人生的真谛所在。答案究竟在哪里？可怜身边连一个可以为他指点迷津的亲人都不在，他拿起了书籍，他知道还有哲人能够听到他的问寻。他说：“在工厂劳动之余，我利用业余时间读了大量的著作，涉猎之广，影响之深是以后的岁月所不能比拟的。”从希腊古典哲学到西方近代历史，从中国古典文学到外国现代文艺，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大量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使他“沉醉不知归路”。从中学数、理、化、外语进而是高等数学、材料力学和机械制造基础等等，他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还组织了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成立了业余理论学习小组，他们在一起通读了大量的马恩原著，包括《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当时的学习条件难以想象的艰苦，弄到一本好书颇有如获至宝的感觉，几个朋友争相传阅，十分珍惜，”张安哥不无兴奋地说，“有的书籍还不能在公开场合阅读。”
他的学习的目的显然不是“学而优则仕”，因为那时候流行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他更不是为了通过某一场考试而学习，否则他也不会涉猎如此广泛。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差异，一些人学习只不过是在“做题”，而他学习则完全是在“阅读人生”。其实，他真正的过人之处在于通过学习，懂得了思维，获得了一个科学认知的头脑。他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变化，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叫做‘脱胎换骨’。”
后来，他不仅仅限于读书，他的眼格自然而然高了，需要发展自己各方面的兴趣。那是一段让他至今还留恋的日子。由于父亲会弹三弦的缘故，他从小耳濡目染，也会拨弄几下，所以他成了厂里“***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员；他参加了厂里的篮球队，从他保留下来的一张队员们的合影中可以看到他矫健的体魄，把运动员的他与现在的他相比，壮实已经被“皮实”所取代，而干练还依旧保持至今。他空闲时常常练习书法和水彩画，厂里的宣传栏有不少他的设计。1971年，厂部技术科看中了他的钢笔字，他被调到技术科描图，这才接触到了机械制造与设计的专业领域。 自学伴随着快乐，学得越“精”快乐越大，就因为这一点，他不言放弃。而快乐又伴随着磨难，磨难可以把快乐放得很大，但如果没有经过思考把学习变成一种追求的话，如果没有做好下恒心的准备，那么他将很难经受住后来的打击。
1973年全国高校恢复招生，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文化考试、择优录取”的16字方针。他所在的工厂分配到4个指标，全厂400多知青为此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角逐，有备而来的张安哥以绝对多数票入选，并参加了文化考试。“记得考试科目仅为数学和语文两门。数学的最后一道试题我至今还有印象，是通过三角函数的方法计算一条河流的宽度。”他回忆说，“两个小时的考试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并进行了反复检查，第一个缴了卷。”事后他得知，这次的数学又拿到了满分。令他万万没料到的是，随后便爆发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 整个招生录取工作发生了逆转，文化考试不再有效，交白卷同样可以进大学，张安哥读书的愿望就此成了泡影。后来据说他的指标被开后门用掉了，他因此难过了好一阵。这件事让他感到工人师傅对自己是信任的。他说：“在那运动频繁，阶级斗争天天喊的年代，我在政治上并不突出，我仅凭着诚实的劳动和勤奋好学赢得了工人师傅的信任，这使我既十分意外又非常感动。”他用哥德的话勉励自己，“丧失财富，丧失无几；丧失名誉，丧失巨甚；丧失勇气，便丧失了一切，于是不如死去。”因为他胸中装着“得何乐之，失何忧之”的训条，使他并不高大的血肉之躯变得超乎寻常地“抗击打”。
1974年，一心向学的张安哥终于又有了机会。厂里建“721工程”职工大学，推荐14个人去学习，张安哥入选了，在这所由厂里知识分子们创办的职工大学里，张安哥学到了不少东西。1976年毕业时，他的两个设计被应用在工作程序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社会要进步，张安哥的收获季节终于要来到。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张安哥心动了，但厂里不肯盖章。1978年，全国第一次进行研究生报考，并规定任何单位不得阻拦，张安哥抓住了机会：“我看到一则招生简章中有一位70年代新型学科断裂力学专家孙训方的名字，就偷偷地报考了。” 当时有近200名考生报考了西南交大，经筛选录取了30名学员。在众多的报考人员中，他是唯一的一个以初中学历被录取的学员。他感慨道：“在此，我要十分感谢我的导师，我国有名的力学专家孙训方教授。我事后得知，在录取我的问题上，他的观点是，以同等学历能通过初试和复试，应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对这样的学生他有信心。”张安哥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想我没有辜负孙教授的期望。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是老五届的大学生，一学期下来，我的成绩在班上便已名列前茅。”
1981年，张安哥来到华东交大。1984年被任命为该校土木系的副系主任。1986年，他考上母校西南交大博士生，到校就读不到一个月，又一个喜讯传来，由于头年参加EPT(英语水平测试)成绩优异，他出国做访问学者的申请被国家教委批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1987年至1988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做了访问学者，从事损伤力学研究。
他的事业发展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凭借自己的才学，主要靠发挥他善于学习的优势，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而当事业达到了这样的层次之后，接下来需要比拼的就不仅仅是才学和学习的能力，也许更多的是需要比拼思维方式，比拼创新的能力。张安哥在人文的领域早已经蓄足了势头，正到了“厚积薄发”的时候。1990年，张安哥被任命为交大教务处副处长，1991年底升任副校长，1996年任校长，1999年，被任命为交大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张安哥还于1993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
不能说只要自学就一定成功，学得进在于天赋，学得精在于方法，学得成在于恒心，学到一定的境界成功就会选择你。这就是张安哥自学成材之路留给我们的思考。
从普通职员到大学教授
张安哥的外语水平曾让学校外语系的朱老师很是惊讶。朱老师曾经发表过一篇翻译文章，张安哥看过之后，给他指出了文章中的几个问题。朱老师吃惊地问：“你又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为什么会这样精通？”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和张安哥现年79岁的老父亲有关。
一、
张安哥的父亲是位很有意思的老人。据说，他约好了日子去别人家，会在头一天专门骑车去勘察一番，以便第二天准时到达。而且，老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平日里丢三落四，单位发工资、分福利时，常常都要别人提醒才记得去领，但他在英语方面却表现得很非凡。就是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从一个普普通通职员一步步走上了大学讲台。
张安哥说起父亲，言辞之间带着钦佩：“父亲只是一个从银行学校毕业的技工，十六岁时只身从上海来到江西支援内地建设。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他走上了自学之路，跟着一位牧师学起了英语。”
张安哥的父亲叫张联璋，没上过大学，学英语完全是凭个人兴趣。他常到教堂里找牧师聊天，以此提高英语水平。他还去一些民间团体，结识那里留洋归来的人士，在交往中边听边学，不久他便可以用英语进行交谈了，并且开始在当时上海一家非常著名的外藉刊物《密勒斯评论》上发表英文作品。
张联璋对英语达到了酷爱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期间，张联璋夫妇下放到宜春地区黄土岗，作为劳动改造对象，他的才华一直被压抑着。1975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张联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地区宣传部，要求到学校教书，也许是他的诚意起到了作用，他居然就如愿了。
二、
60年代初，户口控制很严，张联璋想调往省城与妻儿团聚还一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单位领导也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对张联璋说：“你找省领导去吧。”
张联璋哪里知道找谁？他只知道管调动的是省里一位姓莫的部长，却又不认识。于是，就在下班时候对着机关里出来的人流大叫一句“莫部长。”张安哥笑道：“父亲的智慧有时真让我们佩服，他的想法很简单，谁回头答应他，谁当然就是那个莫部长了。”
莫部长果然回头了。两人之间的交谈据说很简单。张联璋递上材料，说：
“我想回南昌教书。”
“读过大学吗？”
“没有。”
于是，公事公办，莫部长留下了材料，让张联璋先回去。后来，这些材料被转到江西师范大学。张安哥觉得这事做得太不可思议了：“我想，当时师大还以为父亲有什么来头，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这么一个胆大而自信的人。1978年，父亲就这样被调到江西师大外语系的资料室去了。”
张安哥说父亲这时的外语水平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他记得当年在西南交大读研时，将写的论文给父亲看，父亲在对一个过去分词的解释上作了细致的讲解：“他让我发现，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错误了。”
张联璋所在的资料室，常常有讲师和教授来查资料，他们会探讨一些问题，张联璋常常出其不意地成为解答问题的人，这令他们称服。后来，由于系里一些老师的极力推荐，张联璋终于有了试讲的机会，并凭自己的实力进入到教师队伍。
“1971年父亲成为讲师，是经评审后破格提升的，1981年又晋升为副教授，也一样是破格提升。父亲的记忆好像是定向的，学习外语很有天份，他的第二外语俄语也很好。”张安哥觉得，父亲的一生，真是有些传奇色彩，尤其是他在外语水平上的造诣，这分明对他的孩子们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他们懂得了治学严谨的重要。
三、
前几年，全国公共外语名师之一的郑树堂还对张安哥说起这样一件事。那年大学公共外语教材《大学新编英语》正在编纂中，一本经过了清华大学教授们审核过的样书寄给张联璋，他看过之后，对其中的很多细节进行了修改，并将改后的样书寄回清华大学。后来清华大学回信说，那些地方的确是被疏忽了。张安哥说：“父亲就是这么一个治学严谨的人，没有一点点功利之心，当他掌握的知识被认可的时候，就十分满足了。”
张联璋对名利的淡泊突出表现在退休的那一年。1986年，张联璋离退休还有一两年，眼看着就要晋升正教授了，他居然主动要求退休。退休后的张联璋去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学。张安哥说起父亲的近况时不由得笑了：“前不久，他老人家回了一趟上海，也不服老，还嚷嚷着要到上海打工去呢。”
非凡的自学成材之家
张联璋在长途汽车上遇见的一位女学生，她叫□□□，就是后来的张安哥的母亲。她出身于中医世家，考上了浙大 ，因为抗战，老中医担心女儿远行，就让她在江西中正大学就读了。这所学校后来改名江西师大，就是张联璋后来走上讲台的地方。
张安哥对母亲的回忆有些伤感，充满了怀念：“母亲是位出色的女性，学的是化学专业，精通外语，而且在工作上也非常出色的。”母亲在46岁时罹病离开了她深爱的家人，但是张安哥和他的兄妹们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作为孩子们的第一位老师，这位母亲有多么优秀。
“大哥张维平是68年高中毕业生，没读到什么书，但是最后却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最终在国外做起了文化人士；二哥张维民是南昌3中66届初中毕业生，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加拿大某校应用数学研究生，现在在加拿大从事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小妹张小江86年也脱下军装到美国去留学了。”张安哥在说起兄妹们时，再次回忆起少年时的情景。
张安哥还在读初中时，大哥张维平已经上高中了，当时“破四旧”，图书馆被砸，书撒了一地，张维平就领着兄妹几个，偷偷地捡了很多书回家：“我们三兄弟这段期间看了大量的世界名著，大哥后来成为一名文化人和他对读书的痴迷不无关系。”
张维平文革后考上了九江师专外语系后，在即将毕业那年又考取南开大学经济专业研究生，他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也是自学来的，而且张维平考研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他们的卷子发错了，于是推迟考试，而南开大学已经从北师大基本选定了一个人。补考后的大哥居然让导师改变了主意。那名北师大的学生很是不服，说要专门去南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顶掉了他。”
张维平毕业后在厦门大学任教，调回母校南开大学后，接着在国家教育部驻勤，后又作为青年经济学家被派驻香港。1990年，张维平选择了个人爱好，去美国做电视编辑。张安哥说：“大哥是个很博学的人，很开朗，很乐观，文学功底很好。”
二哥张维民的自学之路上也是可圈可点。这位老三届的毕业生在1977年全国第一次恢复高考时，外语成绩是南昌考生中的数一数二的。而小妹张小江相比之下，似乎顺利很多。1978年在师大外语系毕业后，被陆军学院招聘为教官，几年之后，这位家里最年轻的女性也不甘示弱，申请退伍，到美国留学去了。
张家人的故事，被张安哥沉稳的叙述风格淡淡道来，但正是这种沉稳的叙说，让记者感受到这个平凡家庭的不平凡，而通过他的淡淡的话语，让人看到这个家庭传奇的色彩。
面对窗外错落的山水和如练的赣江，张安哥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当一个人痴心向学的时候，他的心就会四季如春。
1. 清华大学建校时间1911年，建校时校名是“清华学堂”。
2. 1912年，更名“清华学校”。
3. 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4.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5. 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6. 1946年，迁回清华园，改名为“清华大学”。
1. 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简称“清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中央直管副部级建制，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位列“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为九校联盟、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亚洲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清华—剑桥—MIT低碳大学联盟成员，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2.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因水木清华而得名，是清**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建校的资金源于1908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清华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1978年以来逐步恢复和发展为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
3. 清华大学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坚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和“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弘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传统和“人文日新”精神。恰如清华园工字厅内对联所书——“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第一个华人牧师
牧师，是**教(新教)的一种神职人员。在**战争以前，随着西洋牧师进入我国，中国才有了本土的职业牧师。第一个华人牧师是梁发。
梁发(1789-1855)，又名梁亚发和阿发，号学善者，别号善学居士，广东高明(今高鹤)人，1804年(嘉庆九年)到广州当雕版印刷工。他从1810年起，受雇于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刻印《圣经》的中译本。1815年又被英国传教士米怜所雇，前往马六甲印书，次年受洗入**教。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主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梁发担任刻印和发行工作，而且以“学业”的笔名为该报撰文。1819年他回到家乡，编写《救世录撮要略解》，鼓动中国人崇信**教。
1823年(道光三年)底，梁发在澳门被马礼逊派任为华人牧师。1827年，梁发又当上了传教士，先在高明、广州等地传教，后又在新加坡、马六甲和华侨中进行传教活动，著有许多宣传小册子，借广州举行府试机会散发给考生。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时曾获得其《劝世良言》等，这对后来的拜上帝会所订教义有一定影响。
摘自《联合日报》高举美等/文
孤儿出身的布道家——专访唐崇荣牧师
唐崇荣博士生于中国福建省，长在南洋岛国印度尼西亚，自幼好学，资质聪颖。虽曾受过唯物思想的影响，但由于神的眷顾，加之他准确的鉴别力，终于认定了**圣道，并以事奉主为终身之志。他从事神学教育十数年，创办神学院并亲任院长，频繁组织世界范围的布道活动。此外，在建筑、音乐、美术及科学领域中，神均赋予他恩赐，使他多有建树。由于唐牧师有令人钦佩的学识、才干、魄力与现代视野，并对神的呼召有深切感悟，在其孜孜不倦的、创造性而成功的布道中，常以其自身对信仰的成长体验，使原本艰涩的神学理论很平实地被听众理解。他总是频频发出挑战，激发思想，进而使听众在圣灵大能感动下接受神的救恩。他这种将“体系缜密的神学”与“挑战激发的布道”融汇结合的布道理论和实践，对于华人**教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十多年来，神借着唐牧师主领了无数次大型布道聚会，赴会听众总数达百万之巨，许多场次超过万人，因听他布道而决志信主者之众，即使在西方教会中亦属罕见。无怪乎，唐牧师被誉为继宋尚节博士之后当代最伟大的华人布道家。
唐崇荣牧师自述见证
我是在中国大陆厦门出生的。两岁时，我的家人接受福音。一年后，我的父亲离开世界，我成为孤儿了。我六岁读书时，曾经问妈妈，“为什么别人有爸爸，我没有？”“他早就走了！”“到哪里去？”“很远的地方！”“什么时候回来？”“永远不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死了！”感谢上帝，照他自己的应许成为孤儿的父亲，成为寡妇的怜恤者。
我记忆很深的是七、八岁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最先听见的总是忠心敬虔的母亲向上帝祷告的声音。我八、九岁的时候，她就要孩子们每天先与她一同祷告一个钟头，然后再放我们到学校去读书。九岁半时，我母亲感受到主的带领，就把所有的孩子尽可能地带到南洋去。当时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到了南洋几个月后，中国大陆便落入***的手中。当我十二岁时，领受了特别的感动，就在一次奋兴会中，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立志一生做主的工作。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读圣经，在学校里面做见证，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带领人到教会和主日学去。
但到了十七岁时，无神论、进化论、辩证唯物论、共产主义的思想侵蚀了我的**教信仰，使我整个年轻时代，向往着振奋人心的共产主义。就在那个我几乎要脱离**教信仰的最危险时刻，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上帝，你的道是真理的话，你解答我问题，使我解脱、使我肯定，重新接受你是**，接受你的道是真理；否则的话，我就永远离开你。如果你解答我的问题，我就立志到世界各地，在你的引导下，去解答别的青年人的问题。”如今我在聚会中解答很多问题，原因是当时我对上帝的承诺。上帝感动我、呼召我，使我痛哭流泪，深深感到我是罪人，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应当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真觉悟到他是我的主和我应当真心归向他的时刻，却不是在聚会中，而是在路途中。当时我应该回到苏拉巴亚城去，从火车站下来走回家的半路上，我觉悟到**是我的救主。当我把头抬起来，我发现这宇宙是上帝所造的，**是天地的主。当我从上看到下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浮现出来——他为我死，为我流血舍命，为我受了咒诅，为我领受神的审判，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心完全被改变过来，感到**是为我唐崇荣而死的，那我活在世界上是为什么？
当我看见一切都这么美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在路上行走的人是最可怜的，因为他们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却不知道死了以后要到哪里去？谁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我听见上帝在我心中的感动，叩我心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从天上来的呼召，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做传道人。那是1957年1月9日，是43年以前的事情。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同样的信心、同样的心情、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火热，从没有衰退和减弱，从没有失去从天上来的异像和感动。
作者：本人 2004-10-12 03:0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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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孤儿出身的布道家——专访唐崇荣牧师
文化使命之布道
唐崇荣博士的讲道，本于圣经真理，又深具文化使命感，他的信息以批判性、思想性与时代性见称。
唐牧师看到华人教会一方面受着外界属世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亦面对内部种种偏差的困扰。因此他对当今的教会爱深责切，勇敢地按着正意分解圣经真理，直言不讳，成为**教界难得的诤友。虽然唐牧师的讲道常给人受到严厉责备的感觉，让听众感到扎心，但他仍不枉使命而大声疾呼：人必须明白真道，坚守信仰，而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学说和运动盲目奔跑。所以，他总是仗义执言，直述胸臆，对那些不合圣经真理的假道理多有批评，为的是“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4：2），以至“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明显出来。”（弗5：13）
唐牧师多年来一贯认为，华人教会一直在持守属灵与属世分割的世界观，轻视思想与知识的功用，以致今日的中国教会在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科学界、哲学界不能发挥力量，更遑论能成为文化的领导者了。唐牧师的布道会经常吸引大批的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参加，在谈到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工作时，唐牧师说，“我个人认为知识分子常常左右整个时代，虽然知识分子在读书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普通人一生之中受知识分子影响的可能性，较其它任何阶层的人士更大。所以，要得着群众，不能不注重知识分子，这是我感到福音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传，我们应为此共同努力的原因。”
质与量并重之布道
过去几十年来，唐崇荣牧师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欧洲、南美洲各地巡回布道，往往使得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在这些聚会中，唐牧师带给人的不仅是知识性的满足，更是一波接一波的生命挑战。唐牧师喜欢在这些聚会中呼唤迷失生命意义的现代人回归生命的本源——上帝。对于**徒，他也发出挑战，鼓励信徒献身事主。因着他的影响而改变人生方向，重获生命意义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唐牧师所带领的聚会，不单注重量的要求，也注重质的讲究。他说，“耶稣**说的话很简单，却包含了世界上最深奥的智慧。所以，我相信深入浅出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弄通了上帝的话，又能够清楚表达的话，就可以使许多人认识这伟大的信仰与深奥的智慧。所以，要普及这些知识，便要扩充大型的讲座，乃是为着叫更多人同得祝福。**徒应是不自私的人，愿意让更多的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主必兴旺，我必衰微”
唐崇荣牧师近年数度肝病发作，并且需要一直接受心脏科医生之定期观察。但是，面对日益迫切的普世与中国布道的挑战，虽然有着日积月累之身体软弱，他却喜欢引用约翰韦斯利的墓志铭：“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却继续他的工作。”唐牧师说，上帝不靠你，也不靠我，当你自以为是教会的支柱，或以为一旦教会没有你便不能继续的时候，也就是你应该停止作工的时候了。这位上帝的仆人是如此的胸襟宽阔，他活出了“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真典范。但愿我们多为上帝之仆人祷告，求神施恩保守唐牧师之身体健康，能更多被上帝使用，带领更多人归向主。
梁发，唐崇荣。
1、梁发（1789-1855），又名梁亚发和阿发，号学善者，别号善学居士，是中国首位牧师。
2、唐崇荣博士生于中国福建省，长在南洋岛国印度尼西亚，自幼好学，资质聪颖。虽曾受过唯物思想的影响，但由于神的眷顾，加之他准确的鉴别力，终于认定了**圣道，是中国第二位真正对神学有推动作用的人。